“总的来说，你父亲是幸运的，”李医生说，“从那么高地方掉下来，多是些骨折和挫伤，没有伤及内脏和脊柱，脑部也没大碍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但那个重伤的陈大友……情况很麻烦，手术能不能挺过来还不好说，就算挺过来，后续治疗和康复也是漫长过程，花费巨大，而且很可能留下严重后遗症。”
古民仔细询问了父亲的具体治疗方案、注意事项、大概费用，以及陈大友可能面临的治疗周期和费用预估。李医生给出了一个粗略但惊人的数字，尤其是陈大友后续在ICU和康复治疗的费用，可能是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无法承受的天文数字。
从医生办公室出来，已是深夜。父亲在止痛药的作用下昏睡过去。母亲趴在床边打盹。老陈儿子还蹲在抢救室外的走廊上。建筑公司的李经理早已不见踪影，打电话过去，提示已关机。安监和住建部门的人也已离开，只留下两个年轻人在医院值守，说是配合调查。
古民站在急诊大厅略显清冷的灯光下，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，但大脑却在高速运转。父亲伤势稳定，是不幸中的万幸，但接下来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工友重伤，生死未卜，巨额医疗费无着落。建筑公司和包工头态度暧昧，推诿拖延。父亲的工伤认定、赔偿更是漫长过程。这一切，都需要他保持清醒，运用所有的知识、人脉和意志去应对。
他先给陈明发了条信息，简单说明了医院情况和后续的复杂性，告知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处理。然后，他翻出通讯录，找到一位在大学时期关系不错、现在本地一家律所做律师的同学蒋文斌。电话响了几声后接通了。
“文斌，是我，古民。这么晚打扰，有件急事想咨询你……”古民走到相对安静的角落，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，将父亲工地出事、工友重伤、建筑公司和包工头可能推诿的情况说了一遍。“……情况大概是这样。我想知道，从法律上讲，我们现在最紧急要做的是什么？如何锁定责任方，尤其是那个包工头的责任？医疗费的追索有什么快速途径？”
电话那头的蒋文斌听完，语气也变得严肃：“老古，你先别急。你父亲伤势稳定是万幸。现在关键是那个重伤工友的医疗费，还有后续的赔偿认定。包工头王德发是关键，如果他没给工人买工伤保险，他就是第一责任人，建筑公司负连带责任。当务之急，是固定证据，包括事故现场照片（如果还能拿到）、工友证言、你们的记工单、与包工头和建筑公司沟通的记录，特别是关于医疗费承诺的录音。其次，尽快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，哪怕没合同，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也可以申请。最后，如果建筑公司和包工头迟迟不垫付医疗费，可以考虑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，或者向住建、安监部门施加压力，他们可以责令用人单位先行垫付。我建议你明天一早，最好能带上已知的材料，来我律所一趟，我们详细聊聊，有些文件需要你签字授权。另外，那个重伤工友的家属，如果信得过，最好也一起来，他的情况更麻烦，需要专业介入。”
“好，我明白了。谢谢你文斌。明天上午我带材料过去。另外，关于那个包工头王德发，如果他玩失踪，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他或者他的财产吗？”
“如果他故意躲，找人有难度，但可以尝试申请财产保全，前提是你们有明确的债权依据，并且知道他的财产线索，比如房产、车辆、银行账户。这需要起诉后申请。所以，证据收集是关键第一步。还有，注意安全，这种事有时会涉及一些灰色势力，沟通时尽量在公共场所，保留证据。”蒋文斌提醒道。
挂断电话，古民心里有了一个初步的行动框架。他回到父亲床边，母亲醒了，忧心忡忡地看着他。古民安慰了母亲几句，让她先在旁边的空床位休息。他自己则坐在父亲床边的椅子上，打开手机备忘录，开始罗列明天以及接下来几天需要做的事情：
1. 医疗：跟进父亲检查结果，确认陈大友手术情况。督促建筑公司落实医疗费垫付。
2. 证据：收集父亲和工友的记工单、工资记录、与王德发及工地管理人员（赵工头、孙安全员）的沟通记录（录音、微信）。尝试联系其他受伤工友，获取证言。向安监部门索要事故初步报告（如可能）。
3. 法律：上午与律师蒋文斌见面，启动法律程序。协助老陈儿子准备材料，申请工伤认定，必要时申请先予执行或财产保全。
4. 沟通：继续与宏远建筑公司李经理保持联系，施加压力。尝试通过各种渠道（包括表叔）联系王德发。
5. 家庭：安抚父母情绪，安排可能的陪护。评估家庭财务，准备必要时垫付部分紧急医疗费。
列完清单，已是凌晨两点。医院走廊的灯光苍白而安静，只有仪器的滴答声和远处偶尔的**。父亲在睡梦中不时皱眉。老陈儿子还蹲在手术室外的阴影里。古民靠在冰冷的椅背上，感到一种沉重的无力感，但又被更强大的责任感驱动着。他知道，这将是一场硬仗。不仅是为父亲，也是为了那位可能落下终身残疾甚至失去生命的工友，为了那些同样在工地上用生命换取微薄收入的父亲们，讨一个公道，争一份保障。他平日里为企业设计的那些风险防火墙，此刻，需要他亲手为父亲，为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群体，搭建起来。而第一道障碍，很可能就是那个关键人物——包工头王德发。根据父亲和工友的描述，以及今晚建筑公司的推诿态度，王德发“失联”的可能性，正在急剧增大。